任澤健

　　林文月是臺灣著名學者兼翻譯大家。她所著的《謝靈運》(三聯出版社出版)是值得反復閱讀的古典詩歌論著。她用巨筆為謝靈運作傳，系統論述了文學史上明星般的謝靈運驚人的文學才華、顯赫的家世、不羈和矛盾性格的形成，以及悲劇的下場。

　　林文月在《謝靈運》中精準指出：“他的山水詩實則是失意貴族的心理補償。”永初三年(422)，他被貶永嘉太守，看似是政治放逐，實則是劉宋政權對士族的清洗——曾經“王謝堂前燕”，如今只能“飛入尋常百姓家”。

　　謝靈運的宿命始于烏衣巷口的朱雀橋。作為謝玄之孫，他血管里流淌的不僅是東晉第一高門的血脈，更浸染著淝水之戰的榮耀與士族衰落的隱痛。當劉裕的寒門鐵騎踏碎晉室江山時，這位“江左風華第一人”便注定淪為政治棋局中的困獸。

　　《登池上樓》中“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的哀嘆，恰是士族文人的集體困境寫照。他們既不屑與寒門新貴同流，又無力回歸田園，最終在“潛虬媚幽姿”與“飛鴻響遠音”的意象撕扯間，暴露出精神世界的巨大裂痕。這種矛盾性，使得謝靈運的山水書寫始終蒙著層霧靄——他筆下的永嘉山水越明麗，內心的政治苦悶就越深重。他既不能忘我以勤政，又不能忘物以全我。終其一生，始終是矛盾的。

　　謝靈運的“游山玩水”絕非文人雅趣，而是政治失意的自我放逐。他發明的“謝公屐”不僅是登山器具，更是刺向政治現實的匕首。永嘉任上“民間聽訟，不復關懷”的執政態度，實則是士族文人對寒門官僚體系的無言反抗——既然不能“治國平天下”，便以“破壞性游覽”(開山辟路、伐木造景)重構權力秩序。這種矛盾性構成了中國文人精神史中最具張力的褶皺。

　　林文月特別剖析了謝靈運的詩歌藝術及思想情感。謝靈運的山水詩中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一股孤芳自賞的兀傲，以及知音者稀的落寞之情。詩人喜愛大自然，更愛置身其中，但是從這些詩句看來，登山涉水似乎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歡愿”，反而使他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謝靈運生平喜愛闊綽，根據史傳的記載看，他每回出游時，都是有大隊人追隨，始終被友朋門生奴仆簇擁著，可是觀其詩，我們往往只見到一個孤獨的詩人謝靈運。“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發(《石門巖上宿》)”!世間雖大，人間雖喧擾，然而此時此地只有一個孤獨的詩人伴著“鳥鳴木落”的大自然，世事與他似已無任何關聯。“我志誰與亮，賞心唯良知(《游南亭》)。”頗有恨知音者稀之嘆。他終身游山玩水，實在是在尋求著“知己”，雖則在人世中他得不到真正的知己，卻在大自然之中得到了若干的補償，因為大自然也是亙古以來孤獨而傲然地存在著。

　　在閱讀中，細心的讀者還可以捕捉到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暴力美學：他常用崩、裂、絕等字眼描繪自然，如《登廬山絕頂望諸嶠》中的“積峽忽復啟，平途俄已絕”。這與其說是對山水的禮贊，不如說是對政治壓抑的暴力轉喻。不可忽視的還有謝靈運詩歌中的“窺鏡”意象：從“窺巖照石鏡”(《入彭蠡湖口》)到“俯視清水波”(《晚出西射堂》)，謝靈運始終在山水間尋找自我鏡像。“鏡中永遠是缺席的存在”。他在楠溪江的倒影里，終究只照見一個破碎的士族靈魂。這種永恒的自我凝視，使其山水詩成為存在主義式的精神診療記錄——每一次“賞心”的宣稱，都是對“失志”的艱難治愈。

　　元嘉十年(433)，謝靈運在廣州刑場吟出“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的絕命詩。這個渴望在山水間永生的詩人，最終以最暴烈的方式回歸塵土。他的悲劇印證了一個有名的論斷：“個人在歷史浪潮前如同浪尖的泡沫。”

　　幾年前，筆者曾到422年初冬謝靈運到過的(平陽縣城附近)橫陽嶺門山探尋其足跡，這里雖建有詩碑、亭子，山間小路已被雜草覆蓋。“人生誰云樂，貴不屈所志”(《游嶺門山》)，這是跨越千年的回響。

　　讀謝靈運的山水詩，我們不應僅見山水之美，更要聽見烏衣巷末代公子的精神嘶鳴。他筆下的山水不是逃避現實的桃花源，而是文明斷裂處的精神緩沖帶。在廟堂與江湖的永恒撕扯中，謝靈運用詩歌完成了對士族文明的詩意安葬，又在山水褶皺里孕育出新的文化胚芽。這種矛盾性本身，或許正是中國文學最深刻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