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文 編輯 王秀華

　　郝可蓮正坐在床上寫作業。

　　床上散亂地攤放著很多印著作業題的小報。

　　郝可蓮左手掛著吊針。燈光下，她的臉像是煞白的一小張草稿紙，寫滿了無奈和痛苦。

　　郝可蓮今年剛上初一，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匆匆忙忙吃了早點，背上十來斤重的書包，走向二公里外的學校；十一點二十五分放學，走的是同一條路，回家吃飯，吃了飯就在飯桌上寫作業；一點鐘又跨出家門返校，趕到學校剛剛坐定，“鈴鈴鈴”，急促的上課鈴聲催命似的響了起來。

　　下午三點放學時，不知道為什么，她在校門口暈倒了。同學看到了，驚慌地叫了起來。保安趕緊聯系班主任老師，叫來了救護車。經過急診處理，五點半，郝可蓮左手掛著吊針，在媽媽的陪護下走出醫院。本來應該住院觀察的，她死活不肯留在醫院。她哭著說：“明天是月考，好多好多的作業還沒有寫完，我必須得回家寫作業。”媽媽含著淚點了點頭。

　　家里沒有北方人愛的小坑桌，怎么辦？媽媽絞盡腦汁，飲料瓶的箱子加上一塊木板，在床上搭了一個小平臺，權當課桌。

　　樓下的甘老師和對門的介醫生跟郝可蓮的媽媽在臥室門口輕聲地聊著。

　　“學生除了作業還是作業，連體育鍛煉的時間也沒有，體質差也是正常現象。”介醫生見怪不怪地說。

　　“當老師的都想自己教的學生成績好，學生光彩老師光彩。你說競爭那么激烈，我們只能給學生增加作業量，這也是正常現象。”甘老師辯解著。

　　“作為家長，誰不想自己的子女成績好，見孩子拼死拼活地寫作業覺得也是正常現象。”媽媽無奈地附和著……

　　“媽！”可蓮微弱地叫喚道。

　　三人轉身一看，不好了，可蓮癱倒在了床上。